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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声音学员侯祖辛:在父亲侯牧人的录音棚长大

2018-05-24添加留言

2013年9月25日,第一季的《中国好声音》让许多人因歌唱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过去的一年中,那些一夜成名的好声音学员纷纷在音乐上崭露头角,捷报频传。与他们相比,侯祖辛是个特例。去年夏天,来北京参加纪录片交流项目的侯祖辛抽空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录制,意外获得了那英的转身成为“小二班”的一员。观众从此认识了舞台上这个唱着英文歌曲的长发女孩。 侯祖辛与侯牧人。 今年,身为美国排名第一的电影学府——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研究生的侯祖辛,带着摄影机再次回到故乡北京,这次她的使命不再是唱歌,而是拍摄她的毕业作品——一部向中国摇滚30年致敬的纪录片。“如果摇滚是一个人,那么,我想找到他。20岁时,他一触即发,等着被听见。40岁时,他扛着大旗,站在巅峰,看呐喊的人群。60岁时,他历经坎坷,带着灿烂与悲伤,倔强而安静地活着。岁月流淌,有什么不曾改变,有什么一去不返。”伴随着侯祖辛静静地诉说,一幅怀抱吉他、充沛着热情的摇滚歌手群像浮现在画面上。今年7月,侯祖辛将她拍摄的部分素材剪辑成一段7分多钟的预告片发布在自己的微博上,网友们跟帖惊呼,没想到这个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性情女孩,能够把片子拍的这样感人至深。在片中,侯祖辛选择了三个人物来代表不同时代的摇滚歌手,20岁的代表是好声音冠军梁博,40岁的代表是痛仰乐队主唱高虎,而60岁的代表,正是侯祖辛的父亲,中国第一代摇滚人侯牧人。父亲的教诲,家庭的熏陶,让侯祖辛更加坚定了用影像为中国摇滚立传的艰难之路。 在父亲侯牧人的录音棚里长大 侯祖辛生在北京帽儿胡同一所艺术家聚居的院落里,她的童年与其他同龄人不同,记忆中就是跟着父亲身后游走于京城的各大录音棚内。“当时我三四岁,最爱吃的就是录音棚的盒饭,困了就睡沙发上,给我披上的衣服都是一股子烟味。”侯祖辛回忆道,那时候父亲侯牧人天天去录音,一录就到两三点,自己好像个拖油瓶。她印象中的父亲长胡子,长头发,不修边幅,父亲身边的那些人则是“走在街上会被人查身份证的,绝对不像好人”。在录音棚内,在震耳的乐器声中,在脏兮兮的隔板中,侯祖辛慢慢长大。“多年过去之后,我再回想起来才发现,我见证了很多经典的摇滚乐的诞生,见证了那个摇滚乐辉煌的年代。”侯祖辛说。在那个时期,侯牧人推出了经典专辑《红色摇滚》,在摇滚圈影响很大。而生长在音乐圈中的侯祖辛对此并未有特别感受。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周围的朋友在听《红色摇滚》,不断哼着里面的旋律,而且认为是很酷的行为。她才觉得,老爸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她开始慢慢感受父亲与他们一代人对摇滚从心底而来的热情,并有了将其记录下来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却一直拖了下来。2009年,侯牧人被检查出身患脑梗。侯祖辛回忆说,自己当时对着安贞医院的墙角哭了十几分钟,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天都塌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催促着自己,一定要将父亲和他这一辈人的摇滚情结记录下来。“我就是一个小女孩的心态,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摇滚明星,他们就是一帮特别敏感的叔叔们,看上去特别凶,但实际上特别温柔。”侯祖辛希望自己的纪录片与能够拥有不同的视觉,带着自己对父辈的感觉,看待与自己生来相伴的摇滚乐。在侯祖辛的预告片中有这样温馨的一幕,侯牧人因脑梗已显得表达迟缓,但得知女儿拍摄这部影片,他欣然坐在钢琴前,轻触琴键弹起了猫王的《Love me tender》,这正是侯祖辛在《中国好声音》中演唱的第一首歌曲,片中的侯祖辛随着父亲的琴声轻声附唱,进而父女和唱,侯祖辛将头枕在父亲肩上,脸上泛起幸福的味道。这段视频被著名导演李少红转发,她在微博上说:“画面中的老侯我几乎不敢认!但是我相信世间一定有奇迹!摇滚就是奇迹!青春的奇迹!” 梁博受访首度披露赛后心境 侯祖辛的影片《摇滚在20、40、60》是她研究生毕业作品,她希望自己的这部作品摆脱传统的宏大叙事,而关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那些具有鲜活生命的摇滚个体,除了将父亲侯牧人作为60岁的代表人物外,他还将镜头对准了目前摇滚乐坛当红乐队痛仰乐队和她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战友、摇滚新秀梁博。在片中,侯牧人讲述了自己16岁时插队经历,他讲道在船上看到流氓打架,那是他“阳光灿烂的日子”,当时的心里就埋下摇滚的种子。痛仰乐队主唱高虎露出双臂与胸口的纹身,他说当时是希望“用外在的痛苦来缓解内心的压抑”。赛后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梁博,面对侯祖辛的镜头谈起《中国好声音》:“是节目的品牌把我们带火了,这和我的音乐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侯祖辛希望自己的影片不是在告诉观众摇滚是什么,而是能够展现出摇滚乐手真实的一面,以及“做音乐的人可以真实到什么地步”。他为此进行了大量的采访,一次她来到迷笛音乐学校采访一群90后的“小孩”,侯祖辛满怀质疑地看着面前稚嫩的采访对象,问:“你说你爱摇滚,爱到什么程度?你能为摇滚吃什么苦?”那个受访的小伙子想了想,说自己曾听前辈讲,在一个边远山村演出条件不好,冬天冷得以至于去不成厕所,只好在地上铺一张报纸就地解决。“拉大便在报纸上这件事我可以做,这个苦我可以吃。”小伙的天真与真诚逗得侯祖辛笑个不停。侯祖辛选择这样的采访对象,也试图通过这些具体的人,反映他们身后大时代的背景。“我爸那个时代,文革、插队,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梁博这个时代,信息爆炸、选秀节目,生活变得特别快,他们这个时候怎么沉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去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侯祖辛虽然在PK中败给梁博而止步,但私底下两人却结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好声音之后,梁博拒绝了一切商演和宣传,淡出了娱乐圈,被媒体称为“最低调的冠军”。侯祖辛评价梁博:“他是特别真诚的一个孩子,不爱说话,蔫蔫的。”在侯祖辛开始动了拍这部片子想法的时候,梁博就是她的候选采访对象。“我觉得他是不一样的,特别沉得住气,在这个时代特别不容易。我跟他聊了我的想法,他也特别喜欢。”在采访中,梁博透露了自己正在筹备个人专辑的近况,他也表示,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来展现比好声音舞台上更真实的自己。“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做音乐的态度。”侯祖辛说,“我想听一首他写的歌,他死活都不给我听,说你就等着最后出专辑吧,把我气得。” 拍摄纪录片,最困难的是如何取得对方的信任,让采访对象能够在镜头前敞开心扉,表现出最真实的一面。在一路的拍摄采访中,父亲侯牧人成了侯祖辛的“通行证”。祖辛说,只要提起父亲,摇滚圈里没有人不表示敬仰之意,这让她感到十分自豪。一次她去采访痛仰乐队主唱高虎,跟许多想要采访他的记者挤在演出的后台,就在演出开始半小时前,一名工作人员出来说道:“今天高虎说不接受任何采访”,便关门走了。看到其他人悻悻离开,侯祖辛犯愁,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能不见一面啊。她赶忙联系高虎的经纪人表明自己身份,果然获准进去见到了高虎。侯祖辛回忆道,高虎见到她第一面就说:“你好,我是你的歌迷”。原来他看了《中国好声音》啊,侯祖辛被逗笑了。高虎接着说:“你父亲《红色摇滚》这盘带子,每首歌我都会。”初次见面两人就相谈甚欢,气场相合,高虎当即撂下一句话:“你这个项目我300%的支持你,100%为你爸爸,200%为你这个人。”随后乐队对她完全开放,甚至邀请他去自己家里采访。 从好声音到好莱坞 让侯祖辛没想到的是,本来只是自己的一部毕业作品,现在随着自己想法的不断增添和采访范围的逐步扩大,成为一项大工程。她表示,目前影片的成本预计十多万,她将自己去年好声音结束后参加演出挣得的钱全部投了进去。自己既当导演又做制片,每见一个朋友都要推介自己的片子,她自己都形容自己是“得了魔怔一样”。尽管如此,来自摇滚圈的鼓励和支持让她充满信心。许多朋友都觉得,这是特别值得做的事。“现在虽然有很多拍摇滚的纪录片,但是这种视角,这种切入点没有。很多都是外行来拍摇滚,或者是摇滚青年来拍摇滚,对于我来讲,摇滚并不是信仰,摇滚就是我爸做的事,这样的情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反响越好的话,我就越觉得是不是我自己野心也可以大一点。”侯祖辛说。侯祖辛的信心更来源于她的专业背景,她就读于美国排名第一的电影学院——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这里被称为好莱坞的后花园,为美国电影界培养了乔治·卢卡斯等一大批人才。侯祖辛的这部作品的设想引起了美国的老师与同学的支持。为了这部片子的拍摄,她专门采访了一部分美国人问他们对中国摇滚的印象,而他们基本没有了解。在看了侯祖辛的样片后,美国朋友惊讶于“中国的摇滚迷怎么这么疯狂!”侯祖辛的一名专业导师是三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获得者,他十分赞赏侯祖辛的设想,但同时也为她提供了宝贵意见。“他告诉我,纪录片要当做电影拍,不能说一个镜头听对方说完就完事了,要想设计里面的故事,怎么样让它有意思。”侯祖辛说,直到她回国拍摄,她还不断与自己的老师们进行邮件沟通。目前,侯祖辛的纪录片《摇滚在20、40、60》虽然还在拍摄采访中,但已经得到业内的关注。她的拍摄提案入围了台湾的一项电影提案大赛,影片也被选送代表中国参加华沙电影节的评选。忙碌中的侯祖辛已经开始畅想这部片子完成后的情境:“我希望办一个发布会,邀请所有被采访的摇滚人来看这部片子,这也是一个摇滚30年的大聚会吧。”因去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展现了自己唱功,有不少人希望侯祖辛毕业后进入歌坛发展,却被她婉言谢绝了。“我还是想做电影。”侯祖辛说,完成毕业作品后,自己最大的梦想是进入好莱坞做电影的相关工作。“学电影的女生很辛苦,一个学期都不会有化妆的机会,每天穿的跟男孩一样,写剧本、去片场。等到学期结束后开Party庆祝,一打扮上几乎都不认识了。”侯祖辛坦言,中国学生在好莱坞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更加难以立足。“但我还是想试试,哪怕只做一年半年的,相比唱歌来说,电影还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成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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